
台中沙鹿一張1800元紅燈罰單,竟被法院當場打臉撤銷!魏姓騎士去年行經台灣大道六段與正英路口,被員警認定闖紅燈左轉,還被記3點違規點數,氣得一路打行政訴訟。結果法官查出,員警當時明明是定點執勤,卻只靠肉眼開單,連一段錄影都拿不出來,痛批既然有時間守路口,就該備妥科學儀器採證,不能只憑一句「我有看到」就把民眾送上罰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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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一名魏姓男子,去年7月騎乘機車行經沙鹿區台灣大道六段與正英路口時,被現場執勤員警攔下,指稱他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的違規行為,當場開罰18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對很多人來說,這或許只是常見的一張交通罰單,但魏男不服,因為他始終認為自己根本沒有闖紅燈,而是依照燈號正常進入待轉區,再等橫向綠燈後左轉。
事情從一張罰單,一路打到行政法院。魏男先向台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提出申訴,但沒有成功,最後乾脆提起行政訴訟抗罰。他在法院主張,自己當時是綠燈由台灣大道進入待轉區,再依程序左轉正英路,並不是直接闖紅燈違規左轉;而且他被攔停當下,就已經和開單員警發生爭執,明確表示自己沒有違規。換句話說,從第一時間開始,雙方對燈號與違規事實就已經有明顯認知落差。
面對魏男的說法,被告台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則引用員警職務報告抗辯,強調開單員警當時正在路口執行交通取締勤務,近距離目視看到魏男闖紅燈,由台灣大道左轉進入正英路,並認為魏男只是看錯燈號。也就是說,裁決處整個答辯的核心,幾乎完全建立在員警的目視觀察與職務報告上。
而整起案件真正翻盤的關鍵,就卡在「證據」兩個字。法院審理後發現,員警這次舉發完全沒有提出錄影畫面,也沒有監視器影像或其他科技設備佐證,等於整張罰單幾乎只靠一句「我親眼看到」來支撐。法官因此直指,闖紅燈這類行為雖然稍縱即逝,但如果員警只是剛好路過、巧遇違規,來不及錄影,那麼純靠目視作證還勉強可以理解;可本案並不是這種情形,因為員警是「定點執行交通取締勤務」,並非臨時巧遇。
法官的語氣相當明確,認為既然是定點執勤、專門取締路口違規,就代表員警有充分時間事先準備攝錄影設備,也有條件取得違規照片、影像或其他可供事後對質的科學證據。換句話說,你既然不是突然撞見,而是本來就站在那裡抓違規,就不能只用目視當成唯一證據來源。法院等於直接劃出一條線:定點抓交通違規,證據標準不能低到只剩「警察說有看到」。
更重的是,法官還指出,魏男在被攔停當下就已經提出口頭爭執,後續也正式提出申訴,顯示這件案子自始就不是毫無疑義的違規案件,而是雙方對事實有重大歧異。在這種情況下,裁決處受理申訴後,理應更積極補強證據,例如主動調閱路口監視器,或尋找科技執法影像,而不是單靠員警的職務報告就直接維持原處分。法院這段見解,等於不只是在看一名員警有沒有看清楚,而是在質疑整個裁罰程序面對爭議時,有沒有盡到應有的查證責任。
最終,法院認定台中市交通事件裁決處無法證明魏男確實有闖紅燈的違規事實,因此判決原處分撤銷,魏男原本要繳的1800元罰鍰也跟著失去效力,連他預繳的300元裁判費,都由裁決處負擔。這不只是魏男個人的翻盤,更像是法院對交通裁罰機關丟出的一記重話:行政處罰不是只要警察說了算,尤其當民眾明確爭執、而警方又是在定點取締時,就更該拿出站得住腳的客觀證據。
這起案件之所以格外引發關注,是因為它打中的不是單一罰單,而是很多民眾最在意的核心問題:當交通違規只剩警察目視、沒有影像,你要怎麼證明自己沒違規?法院這次的答案很清楚,人民沒有責任自己證明清白,裁罰機關既然要處罰,就必須拿出足夠證據。尤其在已經有攝影、錄影與科技執法條件的情況下,更不能把最關鍵的違規事實,完全建立在單方目視之上。這也是這張1800元罰單最後被撤銷的真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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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單開出:魏男去年7月行經台中沙鹿路口,被員警認定闖紅燈左轉,當場挨罰1800元並記3點。
騎士喊冤:他主張自己是綠燈進入待轉區,再等橫向綠燈左轉,根本沒有闖紅燈。
證據不足:員警全案僅憑目視舉發,沒有錄影、監視器或其他影像佐證。
法院見解:法官認為員警既是定點執勤,就應預先準備攝錄設備採證,不能只靠肉眼作唯一證據。
結果逆轉:法院認定裁決處無法證明魏男確實違規,判決撤銷原處分,裁判費也由裁決處負擔。